“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的主觀方向和愿望雖然正確,但也不宜有太多行政手段干預,否則可能影響到中國過去數十年工業發展的基石,導致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后果。” 香港南華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張賽娥已是連任三屆的老政協委員,今年“兩會”上,她又提交了若干提案,她對記者談及的關于中國制造業是否應急于產業升級的思考很值得關注。 她分析說,歐美經濟不景氣,令中國及東南亞國家的出口增長放緩。2012年中國的出口總值為20,493萬億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68%,但比2011年只增加了8%。其它東南亞國家的情況也比較相近:泰國在過去五年出口總值共增長50%,而過去一年只增長3%;印度尼西亞在過去五年出口總值共增長67%,過去一年卻下跌了7%。越南的出口業近年來增長很快,過去五年出口總值共增長137%,過去一年的增長率也有19%。面對東南亞國家,尤其是越南的競爭,加上美國重返亞洲和圍堵中國的策略,以及中國的工資水平已大幅上升的現實,中國的制造業實在需要轉型。 但是,中國的產業升級究竟應該如何進行,很值得深思。考慮到中國人口多、階層廣、知識水平差距明顯以及地區差異大等因素,中國應該在不污染環境、不大量浪費資源和能源的前提下平衡高、中、低產業的發展,善用各個地區不同技術層次的勞動人口。此外,在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同時,還要發展勞動力密集的產業,因為這些產業可以提供大量勞動崗位,實在不需要淘汰。不過,勞動力密集產業的確需要朝著配置更多自動化設備、加強工藝創新、改進生產流程、提高生產效率的方向發展。如此一來,縱使東南亞國家的生產成本低于中國,但因中國的工藝水平較好、產品質量較佳及物流配套的優勢,而且供應鏈已建立并趨成熟,所以,中國的勞動力密集產業仍可享有優勢。與此同時,國家繼續培訓中高端人才,重點是讓各級層產業一起進步,不至于使某級層的產業出現真空。 她進而說,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制造業及出口業發展加快,帶動了過去十年的經濟高增長。時至今日,隨著中國國內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工資大幅提升、人民幣匯價強勁及歐美經濟轉弱,過去十年以量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已差不多走到盡頭。未來的經濟增長模式,的確應以質帶動。這種轉變,可以通過各項經濟、金融及稅制改革,甚至反腐敗來實現,以提升國家的經濟效率。至于產業升級方面,根據其它國家的發展史,過程一般較為漫長,不能一蹴而就,例如美國加洲硅谷的發展也歷時多年,并且是由包括鄰近的斯坦福大學多年持續培養出高科技人才、企業家精神、科研機構、創投資金及健康發展的股票市場的匯聚,以及法制系統、知識產權的保障及基礎建設等多方面因素配合所致。由此可見,產業升級是一個漫長過程,不可操之過急。如今中國面對美國重返亞洲及圍堵中國的策略,制造業升級更要審時度勢,應以不影響經濟及社會安定為大前提。 每個國家都希望自己的產業結構高端化,然而要使高科技工業蓬勃發展,也要有適當的土壤配合,而培育這個土壤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她分析指出: 首先,高科技人才的培訓需要多年時間。雖然中國已有不少技校,但高科技人才的培訓,并非培養一兩屆學生就能成事。 其次,中國目前發展高科技工業仍面對一些困難,例如人才流向行政機關及具行業壟斷地位的國企、知識產權保障不足、制造業缺乏融資渠道、企業互相信任度不高、貪污腐敗問題令企業傾向搞好關系多于科技創新。這些困難并非一時三刻就可以改變。 盡管中國正努力改善這些問題,但目前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仍有一些瓶頸,因此,太急進的產業升級,反而可能產生意料之外的反效果。舉例說,廣東省經過多年的積累,成功聚集了無數從事玩具、紡織、家具及電子零件的中小企業。這些企業已經形成一個產業鏈,各自都有其存在的價值。由于近年工人工資的上升及人民幣匯價強勁,廣東省的每單位制造成本已經高于一些東南亞國家。不過,當地的制造業經過數十年發展,已發展出一環扣一環的產業鏈、技巧純熟的勞工及完善的配套設施等優勢,因此,廠商的“叛逃成本”很高,不會輕易將企業遷離中國。 不過,假如國家以行政手段干預中低端制造業,則可能為這條完整的產業鏈打開缺口,輕則會影響到整個制造業產業鏈的正常運作,重則可能觸發廠房加速遷離中國,不利于社會及經濟穩定。 事實上,中國很多省份的制造業,已發展成為一個在世界上較其它國家有經濟學上的“比較優勢”的產業,貿然將發展成果放棄,所帶來的社會風險不會低。 張賽娥強調說,產業結構升級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然過程。根據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當一個產業發展到某種程度,就會自動出現行業整合。縱使是前瞻性的政策,亦需配合市場調節步伐,政策不宜領先市場太多,并應尊重多年來由市場力量所建立的世界工廠的地位來之不易。就此,國家可制定政策幫助制造業的產業升級,但卻不宜以過猛的行政手段去調整結構。 與此同時,當中國繼續發展軟實力,例如高科技人才培圳、創業及創新精神、法制及其它高科技工業所需的配套,則高科技工業自然會興旺。 再參考其它國家的成功經驗,以近年經濟發展十分成功的新加坡為例,數年前新加坡同樣面對大量新增經濟需求,如:土地不足的問題。新加坡的做法是,乃保留原有的工廠及辦公大廈,同時在濱海灣地區大肆填海發展,創造硬件滿足新需求,再加上發展旅游業配合,賺取外匯。 她提到中國在金融中心發展方面的類似做法,她對記者說:“將深圳前海區域規劃為金融中心,與深圳原有的其它產業并存。這種新舊并存的做法,可令各行業百花齊放,并降低因規劃錯誤而引致的不良后果,因為未來總是充滿不確定性,這一刻做得再好再力求準確的預測,事后回看也總會因為有太多因素的影響而導致結果與預期的不一致,因此,中國制造業產業升級的主觀方向和愿望雖然正確,但也不宜有太多行政手段干預,否則可能影響到中國過去數十年工業發展的基石,牽一發而動全身,相反,較穩妥的“兩條腿走路”的做法是讓制造業多元化發展,以滿足市場上的不同需要,在產業升級過程中,對中低端產業的態度保持寬松及包容,畢竟一個國家的制造業中,高端及中低端制造業均有各自的存在價值及社會功能,應可以做到新舊并存。此外,國家亦可讓制造業有一個更有利的經營環境,令現時的廠商有余利去再投資,讓它們進行產業轉型,這也不失為一個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