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業需要怎樣的“工業精神”

中國制造業規模列居世界首位，但中國制造快速增長的模式正在面臨挑戰，勞動力成本上升、環境不再接受破壞、資源不再接受透支、員工家屬呼喚愛與關懷，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正在消退。那么，中國制造未來的競爭力靠什么支撐呢?我看到：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中國制造業優秀企業代表中集集團，遭遇了來自國內外要素巨變帶來的巨大沖擊，公司在評估了各種要素變化后開始尋求企業管理模式的升級，麥伯良將把人力資本放在企業戰略升級前所未有的高度，發掘中國制造業多被乎略的“工業精神”價值。　　中國制造業的產品價值在哪里?中國制造業的未來如何越發強大?到底需要怎樣的“工業精神”?　　為何需要“工業精神”　　1、 中國企業從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關注到日本精益管理，并持續20多年的探索，很多企業都發現中國企業至今沒有將精益管理的從工具轉變成文化與習慣，精益管理從中日文化的差別是精益管理推行困難的根源。　　“任何一項歷史事業都有一種無形的社會精神氣質作為時代的精神力量來支撐，沒有這一支撐，這項事業就難以完成。”　　——馬克斯·韋伯(德國政治經濟學家)　　2、 中國制造的價值提升速度低于成本提升的速度，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國家，但中國產品在世界上廉價、低質的形象依然沒有改變，沒有形成與世界制造強國抗衡的時代精神。　　“未來中國制造競爭的優勢將取決于人，取決人的創造力，這個創造力，在工業化大生產的環境下不再是少數人的聰明才智，而是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和時代的精神。　　——麥伯良(中集集團總裁)　　3、 中國制造業規模列居世界首位，但快速增長的模式正在面臨挑戰：勞動力成本上升、環境不再接受破壞、資源不再接受透支、員工家屬呼喚愛與關懷，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正在消退。　　“吃虧的工業精神，就是先付出，再講獲取。我們奉獻了自己的價值，人們用我們的產品改善了生活，擁戴你的人才會越來越多。”　　——董明珠(格力電器總裁)　　“工業精神”主流思想　　1、 以格力電器董明珠倡導的實干類“工業精神”論，與之觀點一致的主要有韋桂華、汪中求等企業咨詢人士。　　董明珠在2003年就提出 “工業精神”，應該是指少說空話、多干實事，全心全意關注消費者需求，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用企業的力量推動社會發展，所有行為都必須對未來負責任的精神，簡單說就是‘吃虧精神’。”　　韋桂華在2008年《全球品牌網》發表文章《重鑄“工業精神”氣質》，文章認為“‘工業精神’的要義，包括專業化精神、務實精神和執著精神等。這些要義，應當植根于眾多中國制造企業的靈魂深處。”　　汪中求在2012年出版專著《中國需要工業精神》，指出“工業精神”所有行為都必須對未來負責任，其內涵包括合作精神、契約精神、效率觀、質量底線、科學觀與創新精神、持續發展觀、城市精神等。　　2、 以鐘朋榮為代表的專業化“工業精神”論。　　鐘朋榮在2006年8月《英才》雜志發表《稀缺的工業精神》，文章的主要觀點是“‘工業精神’包括專業化精神、務實精神;追求效率第一而不是規模第一。”認為工業化的本質是深度分工和深度合作。　　3、 科學化、規范化、流程化、嚴謹的“工業精神”論。　　孫健耀在2008年5月《管理人網》發表《中國制造業需要塑造工業精神》，文章定義：“工業精神”“就是以滿足顧客需求為出發點、以創造顧客為目的，以科學的態度、強烈的責任感與合作意識為基礎，追求不斷進步的精神。”　　曾偉在2010年《經理人》雜志上發表《補課“工業機械”》，提出“中國制造必須建立超越世俗商業利益的成就動機”， “工業精神”的本質就是“工匠精神”，“工匠精神”的核心是“不把工廠當作賺錢的工具，而是樹立一種對工廠的執著，對所做的事情和生產的產品喜歡精雕細刻、精益求精。”　　4、 置于全社會中對工業產業投入的“工業精神”論。　　趙云雙2009年在《美國“金融精神”取代“工業精神”的失敗》一文中指出，二十世紀80年代美國在后來者的追趕壓力下，逐漸讓出自己的工業地盤，并很大程度上放棄制造業，放大的虛擬經濟的能量，并導致了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在這里“工業精神”不是指的企業的精神取向，而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對待制造業的態度與價值觀。　　“工業精神”之辯析　　從對制造業的重視程度來看，中國并不缺少工業精神。遺憾的是，中國至今沒有擺脫“低值廉價”的形象，“中國制造”有規模沒有品質，缺乏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價格優勢和值得驕傲的工業產品。　　1、“工業精神”不應是“商業精神”對立面　　“工業”和“商業”不是兩個對立的詞，而是兩個不同環節的物質形態。如果說“工業精神”表達是對工業制造過程的正能量的話，那么“商業精神”應該具有類似的含義，提倡“工業精神”的同時不應該摒棄“商業精神”，　　“工業精神”與“商業精神”是兩個不同的環節的態度，前者是制造過程的思想行為，后者是交易過程中的思想行為，他們不應該被對立起來，“商業精神”不能等同于“不誠信”和“急功近利”，良好的“商業精神”恰恰是以滿足客戶需求為目標的，我們提倡“工業精神”未必一定要以犧牲“商業精神”為代價。　　2、“工業精神”不等同“專業化精神”　　鐘朋榮認為工業精神是工業化分工下的專業精神，“工業化”和“工業”是兩個概念，“工業”表達的是一種社會形態，而“工業化”表達的是過程，是工業產業占全社會比例的過程，這個過程變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社會的分工。但這叫“專業化精神”或者“分工協作精神”，不能包括所有的“工業精神”的內涵。　　專業化和多元化是兩種商業模式，可能體現為工業化程度不同，或者規模程度上的差異，但多元化的工業部門不一定就沒有“工業精神”。多元化的意義在于協同性，管理和協同是核心。　　“中集集團做集裝箱、做專用車輛、也做能化裝備、海工設備、登機橋，但可能提供這些企業的鋼鐵、螺釘、油漆等產品的都是同樣的供應商，協同組織健康的多元化體系并非以犧牲社會分工為代價。我想，這應是我觀察到的中國制造業工業精神的最好體現。”　　——鄭賢玲(經濟學博士)　　中國“工業精神”緣何缺失?　　中國“工業精神”缺失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產品品質的源頭固然在老板的觀念，但形成的過程顯然在于人態度和創新精神。　　1、 產業工人的社會地位沒有得到正視　　通過勞動創造價值，產業工人在計劃經濟時期被認為是主人，“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但改革開放后，巨大的產業大軍從“主人”變成了“打工仔”和“打工妹”，還誕生了一個新的名詞——“農民工”，這幾乎是一個不穩定和暫時性的代名詞，“農民”最終都會回到自己的家園，他們的家庭被“留守”，而他們自身被“漂泊”。“農民工”的職業改變了，但身份卻沒有改變。“二元化”的結果導致中國制造業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是員工的穩定性和由此帶來的產品品質問題，甚至一些經濟條件良好的年輕人為了“面子”不愿意做辛苦的制造業。目前，國內制造業工人平均年齡不超過30歲，而且流動性極大，這種沒有歸宿感的情緒反映到產品上就是品質不穩定。　　2、 資源配置失衡，高端人才缺乏　　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工業社會取代農業社會主要形態，在承接了基礎工業后他們追求在品質上和制造方式上的超越。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剛好是信息化與金融創新蓬勃發展階段，信息爆炸、資源壟斷、市場失衡，權利階層享有壟斷資源，制造業競爭激烈，制造創造價值不是最好的致富路徑，人們追求商業模式和資源、房屋等資產套利值遠勝于對產品制造帶來的增值，大專院校的高端人才很多都流向了金融、地產等高收入行業和能源、電信等壟斷行業，制造業高端人才相對匱乏。